公共领域是学者哈贝马斯最重要的理论财富之一，尤其提供了一种批判性极强、适用范围极广的公共舆论范式。近年来随着网络舆论和新闻专业主义迅速成为中心议题，公共领域备受追捧，但同时也存在着肆意滥用的情况，“中国公共领域”被任意标榜，但凡是对抗政府、公民参与的意见和行动都被轻易打上了“公共领域”的标签（邵培仁，2013）。
不止传播学，几乎所有社会科学领域都在使用公共领域理论，这个理论成为了一个具有无数变体、涉及若干领域、包含不同脉络的理论，但这不应成为我们放弃理论反思、任意处置概念的借口，我们反对对任何理论的“滥用”，反对对理论的堆砌，主张对每一个理论的的理解必须放在概念和历史情境之中进行考察。 本文便缘起于这经常挂在嘴边的问题——哈贝马斯所指的公共领域在中国真的存在么 ？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将从厘清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概念入手。
公共领域理论溯源 公共领域的概念并非哈贝马斯首先提出的，阿伦特、熊彼特、布鲁纳、杜威都曾从各自角度展开过论述，且汉娜·阿伦特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影响颇深。但只有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专门论述了“公共领域”，并使其迅速成为一个全球性的理论模型，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讲的公共领域基本都是“不证自明”地与哈贝马斯相联系。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 理论的提出受到了三个人的影响：「黑格尔的政治哲学」、「马克斯韦伯的社会理论」和「汉娜·阿伦特的公共领域思想」。
（1）黑格尔的“市民社会”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在思想渊源上可以追溯到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的概念。在《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第一次明确了国家与市民的区分，同时系统地阐述了市民社会的相关理论观点。在黑格尔的思想体系中，市民社会是个成员作为独立的个人的联合，是在普遍形式中的联合，主要通过成员的需要，通过保障人身和财产的法律制度，再加上通过维护其特殊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外部秩序而建立起来的。“市民社会”的概念体现了公共性的特征。
黑格尔关于市民社会的联合性、公共性思想对哈贝马斯有关公共领域的理论思想有着极大的启发性，在哈贝马斯看来，公共领域是一个存在于公共权力与私人领域之间的中间领域，不但不受国家的制约，而且不低于国家，甚至可以对国家公共权力进行批判、监督和制衡。 因此，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该理论了黑格尔的启发，但同时其内涵比“市民社会”更加深刻。
（2）阿伦特的公共领域思想
汉娜·阿伦特的公共领域思想是哈贝马斯公共理论的重要源头。 阿伦特总结出，人的根本特点，即人出生在社会之中，必然需要与他人交往，人只有在与他人的共同世界中才能体现自己的现实性。阿伦特将人的基本活动分为劳动、工作和行动，并指出，劳动和工作属于私人领域，而行动则属于公共领域。这里阿伦特所说的公共领域是指人们得以进行平等对话并参与行动的政治空间。 她认为人的多样性为公共领域奠定了基础，在此基础上阿伦特得出了一个结论——即从古希腊开始，西方政治就不再配称为政治，因为随着西方社会的发展进程，私人领域逐渐扩张，而公共领域却日益萎缩，人们在社会中的活动形式多以劳动为主，而行动则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导致社会领域只见行政而不见政治。近代以来，“经济利益占主导的意识形态导致了私人领域的逐渐膨胀，最终取代并吞噬了公共领域而造成的。这也是为什么所有的自由民主制度都差强人意。
哈贝马斯对阿伦特公共领域理论进行了继承和发展，所提出的公共领域理论与阿伦特的公共领域理论既有相似性，也存在较大差别。哈贝马斯不仅对公共领域的兴衰做了深入的历史考察，同时也对公共领域理论进一步发展，提出了“政治公共领域”、“代表性公共领域”、“文学公共领域”等不同的概念。
（3）马克斯·韦伯的社会理论
“合理化理论” 是马克斯·韦伯的社会存在理论的一条主线，是韦伯用以分析和理解社会的核心思想。基于该理论，他指出，人是理性存在物，因此合理化趋向是人之本性，而资本主义社会使这种合理化趋向得到最大程度的实现。 通过“合理化”理论马克斯·韦伯概括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一种过程，他对资本主义持批判态度并深刻地指出，由于日常生活中每个人的思想行为都会受到这种理性化的影响，所以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的生活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严重的异化，而这种异化的根源就在于工具理性的片面发展。
哈贝马斯也提出了合理化理论，并以合理化概念为中心发展其社会理论，这一点与韦伯的合理化理论一脉相承。韦伯将合理化理论用作其近现代社会分析的工具，即寻找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价值中心的完美工具；而哈贝马斯则是将“合理化理论”看作寻找如何克服现代型危机的线索或钥匙以及重新构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普遍基础。
公共领域的界定范围 （1）概念
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源自德文 Öffentlichkeit，具有“公开““开放”等意思。公共领域的概念并不是哈贝马斯的首创，但他的著作《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以其影响深远而被认为是公共领域理论最权威的起源，并使公共领域概念成为欧洲主流政治话语中一个普适性概念。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一词等同于公共性，是指“我们的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领域，在此领域中能够形成像公共意见这样的事物。”他随即将公共领域定义为：“一个公众的领域，其中，公众由私人集合而成，但私人一经形成公众，就要求这一受上层控制的公共领域反对公共权力机关自身，以便就商品交换和社会劳动领域中的一般交换规则等问题——这些问题基本上已经属于私人，但仍然具有公共性质——同公共权力机关进行讨论的场所。 （这里的场所具有物质性但也是抽象的）
（2）公共领域的构成要素包括
①具有批判意识的公众
具有批判意识是指具有独立人格和批判精神 ，能够在理性的引导下形成对事物独立的判断和见解，具有批判意识的公众在就公共事务问题展开讨论的过程中，最终形成的对公共事务的意见必然会不同于公共权力。
②拥有自由交流、充分沟通的媒介
公共领域中的的主体是公众，公众通过自由讨论，达成共识，并产生能够与公共权力机关相抗衡的强大舆论力量。媒介是将公众与公共权力联结起来的有机桥梁。只有自由交流、充分沟通的媒介才能为批判精神的产生和公众舆论的生成提供了重要平台和机制，使公共领域的形成成为可能。 哈贝马斯认为，现代意义上的公共领域则诞生于18世纪的资产阶级内部，它们是自由平等的公民之间一种理性、批评性的公共辩论，主要场所是各种沙龙、咖啡馆、剧场等。
③代表公共利益的共识和公众舆论
公众对其所关注的公共事务开展自由讨论、充分交流、理性批判，以此为基础形成观点的共识和公共舆论，最终达到影响公共事务的处理和解决的目的，这便是公共领域存在的价值所在。（注意，公众领域中讨论的一定是社会公共利益，而不是为个人私利发声）
以上三个要素也就决定了公共领域的基本特征 主要为：
1、形式上的自由与独立；
2、体系上的开放与多元；
3、方式上的交往与协商；
4、谋求公利而非私利；
（3）“公共领域”理论中的受众观
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 在其对“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的早期研究中也曾陷入和早期法兰克福学派同样的精英主义泥沼。他认为，在政治经济结构势力的工具理性的渗透之下，受众的自主性逐渐消失，不自觉地走进大众文化包装精美的价值观及假象中，成为被动、驯化、非理性的批判的主体，是无法进入“公共领域”的。这带有着极强的精英主义视角。都是但在后期，“交往行为理论”概念的提出使他摆脱了这一理论困境。他大胆假设人类理性不仅只是目的理性（或工具性），而且同时具有“交往理性”。 虽然媒介在商业化背景下强化了工具理性，目的性很强地“捕获”受众，但不能否认媒介工作者和受众均具有追求自主、真实的理性基础，能应对大众文化的商业化、单面性、操纵性、控制性的压力。法兰克福学派在哈贝马斯身上达到了人类传播活动的本质和理想境界，树立了具有主体间性的传播价值理念。
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评价 （1）贡献
哈贝马斯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旗手，继承了法兰克福的批判传统，他的“公共领域”理论为政治哲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范式——社会批判范式。其特点在于强烈批判现实社会，从批判视角重视公众舆论和社会共识的作用，为当代政治哲学的发展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同时也为公众舆论提供了一种新的范式。
（2）局限
首先，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范畴的描述存在一种明显的模糊性，存在歧义和矛盾，且对其界定存在局限性。 时至今日，当公共领域日益走向现代化和多元化，哈氏的定义难免遭遇尴尬。比如，今天的互联网算不算公共领域？如果按照哈贝马斯的理解，应该是不能算的，因为他强调公共领域必须是“以阅读为中介，以交流为核心的公共交往”，而且公众必须是理性的，为公共利益而非私人利益发声。
其次，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概念在公民的指称上缺乏普遍性，过分注重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研究，忽略了“平民公共领域”。 哈贝马斯所说的作为公共领域的小规模俱乐部、沙龙和咖啡馆中的主体虽然是公众，但进入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框架中的主体俨然都是资产阶级成员而不是平民。
最后，正如上文中提到的公共领域的受众观 所言，哈贝马斯的的公共领域存在极强的精英主义，因此该理论并没有真正认识到大众文化的积极力量。 当代学者则认识到大众文化对于公共领域的价值，指出“大众文化的勃兴，大大拓展了公共领域，增强了大众的参与意识，特别是新媒体文化、电视文化、网络文化等的发展促进了‘公共舆论’的发展”。大众文化在公共领域的建构方面实际上功不可没。
总结 近年来，公共领域理论作为分析中国社会和舆论现象的常用工具， 我们应当结合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来分析实际问题——如何将此理论用来分析中国经验，为我国网络治理提出建议，如何保障民众普遍的表达权，探索超越市民社会的公共性，达到话语空间的一致认同，推动改革。
